來源：中國環境APP 作者：中環報見習記者尚玉

????????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發展迅猛，氣候金融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2019年8月，生態環境部在“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第7903號建議的答復”中提到，當前，氣候投融資正處在重要發展機遇期和窗口期。

2020年10月，生態環境部會同多部委聯合印發《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氣候投融資的定義和支持范圍。王文表示，這是我國首個專門的氣候投融資政策文件，也是我國宣布“雙碳”目標以來的首個落實與推進文件。

2021年12月，生態環境部等多部委聯合印發《關于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其中附有《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方案》。

一批有試點意愿的城市，在未來發展的政策文件中也提到“氣候投融資”。例如：

2021年5月，《太原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到，開展近零碳排放、氣候投融資等各類試點示范。

在2022年重慶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2022年工作安排，就提到了“推進氣候投融資試點”。

2022年2月，“推進氣候投融資試點建設”寫進了《青島市“十四五”應對氣候變化規劃》，并指出加快推進青島西海岸新區氣候投融資試點落地。

2022年5月，《上海市浦東新區綠色金融發展若干規定（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第十一條就是關于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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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全國第一批申報試點有30個城市和國家級新區，其中省會城市3個（分別為蘭州、太原、長沙）、國家級新區8個（分別為天津濱海新區、遼寧省金普新區、上海市浦東新區、山東省西海岸新區、廣東省南沙新區、重慶市兩江新區、成都市天府新區和陜西省西咸新區）、地級市（區）19個。

王文表示，我國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預計將于今年9月全面啟動。

試點城市、機構、市場多方協調推動，實現資源整合

隨著相關地區對圍繞氣候投融資工作的具體推進，在王文看來，我國氣候投融資呈現出以下三大特點：

試點城市與機構運作共協調的特點在多地有所體現。例如：重慶成立了區域性氣候投融資產業促進中心——重慶市西部氣候投融資產業促進中心。青島西海岸新區與中央財經大學、德意志交易所等科研院所和國際機構共同合作，探索引入國際綠色投融資數據中心、國際碳金融服務中心等國際優質項目，打造千億級國際氣候投融資及綠色產業集群，構建全國乃至中歐間氣候變化具有影響力的對話及實踐平臺。為切實服務粵港澳大灣區氣候投融資市場建設，廣州市綠色金融協會成立了廣州市綠色金融協會氣候投融資交流中心。

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雙發力是第二個特點。近年來，我國政府推出大量與綠色金融相關的政策，并引導市場在氣候投融資上的理念升級、產品創新。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與政府引領的經濟模式特點也決定了我國將逐步形成以綠色信貸基本政策為主要發力點，以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為輔助力的氣候投融資體系。

隨著投融資試點工作的推進，企業會越來越意識到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發展和實現低碳減排的重要性，逐漸重視政策環境變化給產業和行業造成的沖擊，政府公共投資與私人資本加上債券、股權、基金等在內的多重混合氣候融資模式也將越來越有創新前景和發展吸引力。

鑒于實現“雙碳”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氣候治理框架下，氣候投融資具有長期性是第三個特點。對地方試點來說，更像是一場持久戰，并不是說一兩年內造幾個水電站或光伏電站就能完成的，投資回報周期較長。這意味著地方試點在運用氣候投融資政策工具之外，試點還要加強對區域內金融機構的投資引導工作，在未來更好地適應氣候投融資工具的市場化運作。

氣候投融資面臨哪些問題和矛盾？

“加強政策之間的協同性非常重要。”藍虹首先提到了這個問題。

無論是氣候減緩還是氣候適應，落實到具體項目上，不同區域存在差異性。例如，西北地區主要面臨干旱，而海南等沿海地區需面對颶風等氣候災害。

在藍虹看來，金融是垂直管理的，金融機構本身具有單項性，更著力于在某一種金融工具和政策創新上，在項目設計和綜合融資方案設計上存在不足。氣候減緩或適應項目需要綜合運用多種金融政策和工具，并與橫向的地方政策、資金需求方對接，實現投、融兩端的協調聯動。

另外，目前很多氣候投融資項目收益不足或風險過高，使其無法直接與金融機構對接。

藍虹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需要融資組合設計，才能降低成本和風險。所以，如何通過融資方案設計，以項目融資優勢降低融資劣勢，實現風險管理，是解決收益流不順暢的關鍵。二是需要政府出臺氣候投融資激勵政策，比如，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財政部的優惠稅率甚至免稅政策、生態環境部對強制性碳交易市場和自愿碳交易市場的協同推進政策等，目標就是運用政策手段增加氣候投融資項目的收益，降低其成本和風險，增強其與傳統項目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氣候投融資試點，目標是如何更好地增加氣候投融資項目資金可獲得性，其最根本的基礎是建立氣候投融資項目庫，那么如何管理呢？

“一是建立標準和技術評估體系，對項目進行評估和確認。例如青島西海岸新區搭建氣候投融資項目庫，初步遴選出以風力發電、光伏發電為代表的41個項目；二是進行融資方案設計；三是提供配套的優惠政策。”藍虹解釋道。

“還有一個難點是，如何綜合設計各種碳交易市場和運營碳交易工具，如何更好地運用和創新更多碳交易產品，以滿足不同區域碳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需求，非常重要。例如，全國碳交易市場、區域試點碳交易市場、CCER、國際碳交易產品和廣州的碳普惠交易、阿里巴巴的螞蟻森林等。”藍虹說。

“市場對碳生態產品轉化的需求是多樣化和多層次化的，所以，就需要多樣化的碳市場進行供給。比如，不管是CCER還是國際黃金標準，都對規模有要求，基本上如果不能達到一萬畝以上的規模就很難運作。”藍虹進一步解釋道。

那么，山區農戶大批小規模林業種植的生態價值如何轉化呢？藍虹表示，貴州推出的林業單株碳匯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王文看來，地方在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前期，將面臨如何快速熟悉氣候投融資機制、怎樣布局氣候投融資工作，以及怎樣培養和吸納相關人才等問題，后期還要考慮投融資工作如何市場化，使市場資金有更高的自主參與度。

氣候投融資未來該如何發展？

6月28日—30日，第二屆ESG全球領導者峰會舉行，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相關負責人發表主題演講時提到，國內有很多機構進行過測算，中國實現碳達峰的資金需求大約為14萬億—22萬億人民幣，而由2030年碳達峰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資金需求則在百萬億元的級別。

面對較大的資金缺口，王文表示，有國內、外兩種融資渠道：

一方面是國內渠道，與傳統綠色金融業務相關的融資渠道，包括了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等。例如，南沙聚焦金融支持“雙碳”目標，積極申報國家氣候投融資試點，推動設立全國首家氣候投融資特色支行——中國建設銀行廣州南沙氣候支行。

另一方面，來自于多邊金融機構的款項贈予或符合國際氣候投融資項目標準的貸款，比如說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也是重要的投融資渠道。

例如，國際多邊的氣候投融資基金包括歐洲投資銀行的“清潔能源基金”、世界銀行托管的“氣候投資基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全球環境基金”和“綠色氣候基金”等，均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專項基金。

那么未來，我國氣候投融資該如何發展呢？在王文看來，應從以下幾方面著力推動：

與國外較成熟的法案相比，例如歐盟的《歐洲氣候法》、英國的《氣候變化法案》、日本的《全球變暖對策推進法修正案》等，當前中國對于氣候的法案還在探索建立之中，毫無疑問，加強立法，成為了一項重要的工作。

同時，較歐洲成熟的碳市場而言，國內在此領域還處于摸索階段，去年全國碳市場才正式建立，并伴隨著碳金融產品短缺與流動性不活躍的客觀問題。在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中，為了更好地發揮其通過碳配額的交易手段實現企業低碳排放的核心目的，應增加碳金融品種，比如說碳期貨、碳資產抵押等碳金融工具，促使碳市場進一步金融化。

為更好實現氣候投融資，綠色供應鏈升級是一大著力點。全環節的升級，可以推動相關企業提升與供應鏈上下游其他企業之間材料供應、資源與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物水平等指標的環境要求；促使各環節企業聯合開展綠色生產和供應的對接，從而更容易獲得資金扶持與優惠；除此之外，還將有利于建立綠色產業鏈碳排放信息的橫向和縱向共享平臺，實現對碳排放的足跡追蹤和測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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